圈地运动前英国封建保有地的蜕变
侯建新
内容提要： 如何在看似突兀的“圈地运动”与相对沉寂的庄园田制之间发现其合理的历史链条，以彰显历史内在的逻辑性，颇有意义。佃农对保有地稳定的占有，曾是中世纪的重要原则，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，同时须看到它仍然局限在庄园制框架下，承载着身份和权力强制因素。随着佃农争取自由斗争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，到十五六世纪，封建保有地性质发生明显的“蜕变”。公簿持有农成为佃户的主体，超过一半的公簿农地是限期保有地，并受习惯法和普通法保护;也就是说，佃农获得了自由，同时，原封建保有地逐渐变为产权边界更为清晰、租期更为明确的商业性土地或半商业性土地。与此同时，契约租地发展迅猛，其租期和租金几近完全随行就市。总的来看，可终止的土地租期成为普遍规则，也就是说具有身份印记的世代承袭的惯例保有地不可避免地衰减，正蜕变为契约性商业土地，法律也随之更新。这一过程是漫长的，却是相当深刻的，此为解读“圈地运动”这一独特历史现象的最重要、最直接的依据，亦是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。
关键词 封建保有地 英国 商业性土地 圈地运动
16世纪前后是西欧资本主义确立的时代，伴随这个富有意义的时间单位的启动，在欧洲的核心区域最具有震撼力并且最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事件，莫过于英格兰的圈地运动。这是市场经济催生的土地产权变革。圈地运动是一步一步启动的，促使圈地运动的要素也是一点一点形成的。16世纪的英格兰看似波澜不惊，其实社会深层结构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:土地保有制性质，佃农身份和结构以及相应的游戏规则等，都是不可或缺的变量参数。
“圈地”相对于“敞田”而言，也相对于束缚在敞田上的佃农而言。在庄园制盛期，庄园法描述依附佃农与土地关系的法律语言是这样的，称他们是“束缚于土地上的人”(glebaeabscriptae)。这意味着，除非根据某些条件，他不能随意离开土地;这也意味着，除非根据某些条件，不能将他们驱逐。佩里·安德森指出，佃农对土地的稳定占有很早就这样了，“束缚于土地上的人”的术语是对若干世纪土地关系的法律确认。①只要他履行了规定的义务，不过分对抗领主，他的土地就是安全的，不大可能被从土地上赶走。在习惯法的保护下，佃农土地世代承袭，稳定占有，曾是农民个体成长、乡村经济繁荣的基础，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有过相当详尽和深入的论证，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。同时，也应该清醒地看到，它仍然局限在封建庄园制的框架下:人是束缚于土地上的人，最终是束缚于领主的人;这种保有地不是市场意义上的土地财产，它承载着身份和权力因素。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，随着佃农自由程度和经济状况的普遍改善，也随着商品经济要素深化和土地市场的成长，保有地的非经济因素历史性的衰退，保有地及佃农内涵正在被重新定义。从一定意义上讲，中世纪“束缚于土地上的人”的原则被逐渐颠覆，更是被圈地运动明显地颠覆。这意味着，耕作者可以自由地离开土地，或出售或转租或抵押;也意味着，根据某些条件，他不得不离开土地，因为他脚下土地已是有期限的商业地而不再是世袭保有地。人们不禁要问，庄园盛期至圈地运动期间发生了什么?尽管学者们从宏观层面上对圈地运动发生做出种种解释，可还是难以回答一般读者内心的疑惑。笔者认为，该期间保有地及佃农内涵“蜕变”是解读“圈地”这一西欧独特历史现象的直接根据，是极其重要的历史结点。
关于佃农身份和土地性质的变化，早就引起英国知识界的关注，虽然没有人将其与圈地运动直接联系起来。例如，爱德华·科克爵士(1552—1634年)关于公簿持有农研究的作品，①至今仍为历史学家广泛引用。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，对该问题的研究逐渐多起来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梅特兰、艾德金、佩奇等。在普通法的研究过程中对此也有涉及，如波洛克、赖特、霍兹沃斯等，他们记载下来的一些司法诉讼案例，反映了佃户身份或土地性质的变化过程。②对圈地运动前英国乡村社会全方位的系统研究，大约要到20世纪中期以后，伴随着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大讨论，也伴随着经济社会史学科的兴起，学者们开始注重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和长时段的历史考察，代表性的学者有霍斯金斯、克里基、瑟斯克、希尔顿、戴尔、阿伦、弗里德、惠特尔等。③20世纪早期的一些先锋之作也值得关注，代表人物当数R．H．托尼。为纪念托尼80岁诞辰及《16世纪农业问题》成书五十周年，相继有学术会议召开和论文集问世。①近三十年国内学界的圈地运动研究取得进展，近期也有佃农群体研究的作品问世，不过后者多就佃农而论佃农或者专论佃农的某方面问题，很少与圈地运动发生的原因相联系。而关于圈地动因研究，大多从工商业发展尤其羊毛业发展、农牧混合经济以及人口等宏观层面着眼，缺乏宏观层面与实际运作层面有机联系之分析。②
笔者试图通过一个新的视角，揭示圈地运动发生的不可逾越的经济与社会条件，那就是保有地及佃农内涵历史性蜕变，而此点正是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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